第46章 四月革命（1 / 2）

1977年7月，面对苏联的持续压力，伊朗和印度共产主义政党的积极干预，以及两个政党派别的一致决定，"人民派"和"旗帜派"重新联合，组建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然而，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军队内部，两派仍然相对独立运行，彼此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面对达伍德发起的大清洗和迫害运动，"人民派"和"旗帜派"设法保存和增强实力。在达伍德将许多有"旗帜派"背景的军官免职或调离喀布尔时，另一些人躲避监察，"旗帜派"的支持者被安置在文官序列。此外，"人民派"通过大范围征募新成员，进一步填补了"旗帜派"在军队中的空缺，特别是哈菲祖拉·阿明成功地组织了学生和教师加入人民民主党。

"人民派"领导人阿明声称，早在1976年，他们就开始策划一场政变。这次征募新成员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几十年来苏联向阿富汗军政人员进行的政治灌输，这些人曾在苏联集团或苏联在阿富汗设立的军事和科技学院接受培训。到1978年，受苏联培训的人员占据了政府官僚机构和军官队伍的相当比例。

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在西方国家和西方在阿富汗设立的学校接受过教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人在苏联接受过培训。尽管在第一届共产主义内阁中只有3名军官受过苏联培训，但其中有10名文职官员在美国受过教育，两名有欧洲教育背景。

1978年4月17日，"旗帜派"思想家米尔·阿克巴尔·希贝尔被两名持枪男子杀害，成为促使共产主义者接管权力的导火索。人民民主党指责达伍德实施了这次暗杀，尽管也有人指责"人民派"。与此同时，公共舆论指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但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来自达伍德的威胁。"旗帜派"和"人民派"在喀布尔组织的大约1万到3万人参加的葬礼行进队伍最终演变成了反美、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都发表了具有煽动性的演讲。

4月25日，达伍德逮捕了这两个领导人及其几个同伙。塔拉基的逮捕对"人民派"来说是拉响了红色警报。不幸的是，由于警察的疏忽，阿明直到第二天才被拘捕。阿明后来解释说，他按照精心计划的预谋，利用这个不幸的时间窗口向装甲部队、空军和广播站的同谋者传递了信号。不管怎样，一旦人民民主党领导人被捕，"人民派"官员别无选择。

4月27日，第四装甲部队的数百人、50辆坦克袭击了总统府，当时还正在召开一个内阁会议。这次袭击对其他"人民派"骨干来说是个信号，他们随即接管了军械库，并下令从各个方向向首都中心聚集。还有其他的坦克部队占领了军用和民用机场。两千名皇家警卫和两个步兵师遭遇，起初他们都设法保持克制，但最终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军队原本是被命令举行仪式纪念人民民主党首领的被捕，但军队的全面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叛乱分子。许多非人民民主党官员还不清楚军队也被卷入其中，但由于缺乏支持达伍德的充分理由，结果相对平静。4月28日，当达伍德在总统官邸被拘捕时，他和30名内阁成员及其家属都被杀害，可能还有1000人死于这场战斗。

在1978年4月27日的晚上，当达伍德仍在抵抗时，领导第四军的"人民派"成员马约尔·阿斯拉姆·瓦坦贾尔和空军司令官"旗帜派"成员阿卜杜勒·卡迪尔宣布政府接管广播电台。他们分别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宣布，一个临时军事委员会掌握了权力，将按照伊斯兰教精神进行统治，以造福于阿富汗人民。由于塔拉基担心向右翼官员泄露政变的实质，因此避免了亲自宣读政府公告。这个临时军事委员会存在了两天，直到4月30日，被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取代。新委员会实质上是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加入几个军官而形成的。

在1978年至1979年期间，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的面孔从各个角落的海报和宣传画中凝视着阿富汗人。塔拉基是一个半游牧的加兹尼普什图人牲畜商的儿子，1917年出生在加兹尼省的一个小村庄。尽管他的思想和价值观更倾向于脱离传统部落、靠近城市左翼知识分子，但他的阶级和民族背景使其成为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合适象征。

塔拉基的教育背景相对较普通，包括省立初级和高级学校。这足以使他在著名的坎大哈水果出口公司胜任一份工作，1932年该公司指定他前往孟买工作5年。在孟买，他通过读夜校学会了英语，并在与印度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接触之后，开始走上激进的政治道路。

塔拉基一回国，就进入一所公共管理学院学习，并最终获得了一系列政府部门的岗位，包括在喀布尔广播电台和巴赫塔尔通讯社的职位。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政治解冻时期，他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活动，并于1949年出版发行了一份改革派的半月刊报纸。

塔拉基还是自由主义的觉醒青年(Wikh-i-Zalmayan)运动的普通成员，在自由化动摇时辞职，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