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个人独裁统治（1 / 2）

1973年8月23日，为了证明其发动政变的合法性，达伍德向阿富汗全国发表演说。他指出，在过去的10年间，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计划资本投资总额连年下滑。第二年3月，达伍德提出了一个由商务部牵头的贸易发展规划，旨在提高贸易额、促进工业发展、刺激民族产业的发展，以及稳定商品价格。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达伍德支持中央领导的经济计划体制。在经历几年的经济衰退之后，通常需要来自外国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援助来自苏联，而美国只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然而，达伍德设法摆脱了包围在阿富汗周围的两大强国，与伊朗达成了一个10年期限、价值2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尽管只兑现了很少一点钱），并寻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帮助。有大量的阿富汗人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工作，并将外汇收入寄回国内。尽管进行了一些适度的土地改革，但农产品的产量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而贸易收入受到与苏联的不利贸易条款的损害。

1974年，达伍德总统利用其膨胀的权力为起初支持他的大多数政治团体指引了独立的航向。在整个5年的统治时期，他一直兼任首相。1976年，他组建了“国民革命党”（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以动员更广泛的支持者。1977年1月，他召集了一次大支尔格会议以批准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了由强权总统领导的一党制政府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自然资源和基础工业领域实行国有。

随着独立报纸的出现和被接二连三的关闭，政治自由化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新一轮的阴谋、逮捕和死刑开始到来。为了报复达伍德支持普什图分裂主义分子，巴基斯坦资助了零星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叛乱。随后，达伍德总统逮捕了伊斯兰主义者领袖穆罕默德·尼亚齐及其数百名同伙。其中大多数被处死，而那些逃过逮捕的人逃往巴基斯坦，开始组织新的抵抗运动，这些组织后来投入到抵抗共产主义政权和苏联军队的战斗中，如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组建的“伊斯兰党”，布尔汉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

苏联对达伍德的政变表示了欢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早就对此有所了解。对扎希尔相对自由的政权以及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态度让苏联感到不满。在达伍德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双方在军队建设方面就有过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且苏联对达伍德以武力对抗美国盟友巴基斯坦表示支持，这对于苏联想利用达伍德与卡尔迈勒及“旗帜派”的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1974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达伍德获得了延期偿还债务和价值4.28亿美元的新经济援助的承诺。然而，这比他曾经预想的要少得多，而且他背负着与“旗帜派”紧密合作的压力。

这次访问让达伍德对投入苏联怀抱的作法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愿意让苏联停留在边缘或象征性的问题上。在他执政的五年期间，阿富汗在联合国一直与苏联支配的“不结盟运动”一致投票，而且在“以巴冲突”和其他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人的外交利益。达伍德还同意，在沿阿姆河边界的苏联戒备森严的“铁幕”（其后是40英里的无人区）附近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禁止任何形式的西方经济活动。

然而，阿富汗总统从未间断地寻求美国或西方的支持，以平衡苏联的影响。不幸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越南战争中大溃败之后，其影响力也步人低谷。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由支持友好、进步的非共产主义政权转向尽可能推广共产主义革命。达伍德不遗余力地镇压阿富汗境内的左翼力量，包括军队中由苏联培训的军官，这正是对苏联强硬派有利的事情。

早在1974年，达伍德就求助于印度和埃及，希望能够为其军事培训提供帮助。然而，这两个国家和阿富汗一样，都依赖于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并以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为目标。但达伍德以穆斯林工作人员替换了很多苏联军事顾问，这让莫斯科政府感到不安。

达伍德在取得权力后，不想在复兴“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浪费一点时间。他为来自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普什图尼叛乱分子提供避难所，因此招致巴基斯坦对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的一阵空袭，并公开支持阿富汗伊斯兰主义者的叛乱。然而，在伊朗和美国通过外交努力，以及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缺乏兴趣的情况下，这次危机得以化解。1976年，达伍德和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克尔·阿里·布托进行了官方的相互访问。1978年3月，在达伍德访问伊斯兰堡期间，他同意停止支持叛乱团伙，并在今后停止驱逐巴基斯坦的武装人员。他还准备在巴基斯坦培训阿富汗军事人员。

1977年4月，达伍德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标志着他与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以及两国间关系的急剧恶化。据说，达伍德抱怨苏联重新联合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和“人民派”的努力。而勃列日涅夫在一旁谴责达伍德政府“右倾”的趋势，并要求阿富汗驱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派驻在兴都库什山北部地区的工程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