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经济困境与政治僵局(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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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政府由于来自主要强国的外援减缓,面临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企业税和关税的征收虽然与私有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当,但来自土地和家畜的税收下降,部分原因是各省的地主在议会中拥有权力。

尽管外援为阿富汗的现代基础设施奠定了基础,但维护这些工程需要技术和资金,而这些资源明显供应不足。由于接受教育的人口较少,阿富汗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一直落后于国际社会。同时,政府部门仍然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

最后,对扎希尔脆弱的改革实践造成沉重打击的是1969年至1972年爆发的大范围饥荒。由于首席顾问、将军阿卜杜勒·瓦利负责的赈灾工作低效和腐败,导致美国小麦在运输中浪费,可能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人死亡。面对这一灾难,政府和议会似乎无法全国范围内有效动员,主要是因为扎希尔拒绝签署规范政党活动的法规,这一点在1964年宪法中可见一斑。宪法所要求的市政和地区选举从未举行。

1972年,扎希尔任命了精力充沛的穆萨·沙菲克为首相,这位新首相努力推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取得进展。然而,前首相达伍德认为现在是恢复个人独裁统治的最佳时机。于是,1973年7月17日,在扎希尔访问欧洲期间,达伍德发动政变,宣布进行共和革命,自己成为阿富汗总统兼首相。达伍德的第二次执政期开始,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次掌权比他前十年的执政更加动荡和悲剧化。

129在经历了1973年几乎没有流血的政变之后,穆罕默德·达伍德·汗正式废除了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这在阿富汗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杜兰尼王朝内部一系列颠覆活动的最后一次,即一个野心勃勃的堂兄弟代替了另一个,很难说它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实际上,在达伍德的主持下,革命派系在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有惊人的增长。无论这位出身皇家的总统是何种企图,这些革命派别都决心变革阿富汗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他们很快就有机会大展宏图。

达伍德通过与中间和左翼两个敌对势力的合作,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策划政变。经过苏联训练的年轻军官实际上完成了对权力的接管,并带领几百人的军队夺得了喀布尔市内的主要据点。很多阶层的公众欢迎新政权的到来,其中包括:军队领导人对达伍德创建强大军队并在先前任期内赢得苏联训练援助的事一直心存感激;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期望民族主义的达伍德能够复兴普什图尼斯坦运动,或者能与巴基斯坦修改边界线;改良主义者对达伍德坚决支持戴面纱的可选择性一事记忆犹新;左翼分子曾经一段时间与这位新总统秘密地共谋大计。

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与达伍德有着密切的关系)领导的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由于曾经在军队中赢得大量支持者,在这次政变中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共产主义者曾被扎希尔拒绝承认为合法政党,故此他们从未停止过煽动反对扎希尔的活动。而此时,他们都指望在这次政变中能够捞到较多的政治好处。在达伍德的新政府中,少数“旗帜派”支持者被任命为高层领导,而其他更多的被安排在较低的职位。因此,“旗帜派”在政变后的头一个月开始大范围地招募新会员。

然而,达伍德并不像共产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言听计从。不久后,达伍德躲开各地的“旗帜派”年轻官员,在军队的关键岗位安置了他自己的亲信。他还借口无效率把两名“左翼”部长从内阁中打发出去,并拒绝了“人民派”打算用其党内更有能力的骨干接替空缺位置的提议。著名的反共分子也逐渐被带进政府。

扎希尔的其他批判者也很快丧失了信心。9月,前首相、中间派改革者穆罕默德·哈希姆·迈万德瓦尔(政变发生后自国外归来)被控告组织阴谋叛乱,一起被捕的还有其他44名政治家和军官,其中包括扎希尔最后一任改革派首相穆萨·沙菲克。10月,迈万德瓦尔死于狱中,据说是被折磨致死的。与此同时,“旗帜派”仍然掌管着内政部,使得外界认为受欢迎的领导之所以被蓄意消除,是因为他是人民民主党潜在的竞争对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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