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有良知的政治 (1)（1 / 2）

——“共同的命运”演讲

2007年6月23日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在联合基督教会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巴拉克·奥巴马以“有良知的政治”为主题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

“如果我们能拥抱共同的命运，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仅能为美国带来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不仅能净化自身的心灵，我们还能在世间完成上帝的使命。”

自从我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以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人们交谈。我发现，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的交谈对象是谁，我都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人们渴望改变，渴望着新事物的出现。他们已经准备好翻过旧时代的一页，结束陈旧的政治和政策，告别伊拉克战争、医疗保障危机，以及虽然口号响亮但依然让孩子们落于人后的学校教育。

但我也能感觉到，人们渴望的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事物或事业。我认为似乎无数美国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必须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学、开车去上班、去商店购物、努力坚持节食或者戒烟。但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他们最终认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

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有高低起伏的情节，他们希望能发泄出长久以来的孤独感。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安全感，需要肯定这世上一定有人还在乎他们，会认真倾听他们说话，确定他们不是生来注定要走过通往虚无的漫漫长路。

但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熟悉的。我不是在宗教气氛极其浓厚的家庭中成长的。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回到了肯尼亚，我对他不是很熟悉。虽然在他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的穆斯林，但他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他成年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卫理会和浸礼会教徒，但不做礼拜。我的母亲是我所了解的最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之一。她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而且总是恪守着生活中的准则，却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最终，我也变得和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芝加哥，成为了一名社区组织者，为一些基督教堂工作，从那时起我才正视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初我来到芝加哥的原因也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渴望，我想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之中。我一直都被民权运动的精神激励着，被那些眼光明亮、腰背挺直、勇敢无畏的年轻人们激励着。他们勇敢地乘坐公共汽车南下，走进不允许黑人就餐的快餐店，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的自由。那时我还太小，没有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但我感觉到如果我能帮助重建起芝加哥最贫困的社区，我也能在后续运动中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

我到芝加哥的时候是1985年，和教会人员，以及许多比我年长很多的普通民众一起工作。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发现，只要你花时间去倾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认为，他们肯定也在我身上找到了自己。他们看到了我熟读《圣经》，看到了我信仰的价值观，看到了给我的工作注入了动力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信仰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也能感觉得出来，我与他们之间仍然有距离，一部分独立于他们存在——在他们中间，我仿佛是个旁观者。

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活也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信仰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永远是孤独的，永远和他人有距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牧师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某个教堂的一员。“如果你的工作是组织教堂工作，”他们对我说，“那么多去几次教堂，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我想，“嗯，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所以在一个周日，我穿上了一件少有的整洁外套，来到了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听到了杰里迈亚·赖特牧师的布道，名为“无畏的希望”。在布道中，他让我结识了耶稣基督，让我了解到自己的罪恶可以被救赎，还了解到对于那些我无力实现的目标，只要我相信上帝，上帝就会和我一起实现。从那时起，我明白，信仰不仅仅是身心疲惫者们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而是这世界上和我自己的生活中让人变得主动积极、触手可及的源泉。

正是出于这些新鲜的念头，终于有一天，我穿过三一教会的走廊，受浸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是因为看到了神灵的显现。我从未在教堂缺席，虽然别人有时如此。我的疑问并没有奇迹般地消失，我头脑中的怀疑也没有突然消逝，但在那个南郊教堂里，当我双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时，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让自己听从他的意愿，并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颂扬的真理，完成他的事业。

但我的历程只是一个更伟大历程中的一部分——所有曾经渴望将自己信仰的价值观用于社会中的人，都是这一伟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