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微服出访（3 / 8）

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1]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折叠水利方面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折叠军事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戚继光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折叠编辑本段结果

1577年(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位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变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

张居正自从父丧后，更加偏激，骄纵，对官员升贬，大多凭个人好恶。周围办事的人多接受贿赂，居正的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家奴游七捐钱买官，置身士大夫行列，人们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了。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从此万历皇帝开始全面废除万历新政的政令，破坏新政的成果。万历新政彻底失败。

折叠编辑本段评价

万历新政是明中期，亦即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领域的全面而较深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中期的张居正年代，明王朝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厦即将倾倒的局面。张居正改革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与历史上的吴起变法、屈原革新、王安石变法精神完全一致，是时代的产物，故其价值是永垂文帛、光照千秋的。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危难中果敢地主持新政，其重要的思想是始终不忘记以民为本，因民立政。他的改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农民土地的势头，多少缓和了农民的恶劣处境，减轻了农民有负担，减少了地方官吏对农民刻意剥削的机会。从而表现了一个古代文人注重学以致用、从政庇民的高贵质量。

尽管张居正身正令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张文忠公全集文忠公行实》)，但他死后不久，即遭灭门辱身之祸，改革之功也毁于一旦，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这一悲剧，不仅是张居正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万历新政失败，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到尽头。

张居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