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微服出访（2 / 8）

生活也有所提高。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1]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2]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衰败的明王朝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活泼和开放，[3]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4]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华，例如利玛窦就觐见过万历帝，开始西学东渐，[5]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个***的精神。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6]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

万历新政

在明神宗万历帝登基以后，明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内阁首辅的建议下和操作下，对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缓和社会危机，巩固封建统治。

背景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起义。

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隆庆元年(1567年)底户部统计，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万历初年，由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新政。

折叠编辑本段内容

折叠政治

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实行“考成法“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张居正守的腐败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实行“考成法““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折叠经济

折叠一条鞭法

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