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从此乌拉尔山无颜色（7 / 9）

中有《远西奇器图说》作者王徵，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还有《西洋火攻图说》作者张涛，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方豪《中西交通史》记，葡人“陆若汉、公沙的西劳诸人参孙元化幕“，“中国士大夫之信西学者，亦多投孙元化。“因此，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驻节地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孙元化任登抚在崇祯三年六月刘兴治作乱之后，至五年正月登州被叛军孔有德攻占，期间不足一年半，就在登州创建一支可观的西炮兵团，毛荆石《平叛记》卷上记:“贼破登州，是时尚有红夷火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这么多炮不可能是进口的，因为据史籍记载，明廷派人到澳门购炮只有两次，1621年购4门，1629年10门，均用于北京、辽省防务，登州之炮应是孙元化研制的。崇祯四年(1631)八月十九日，孙元化给兵部的报告说，当年四月十五日有造铳(炮)匠、放铳师53员到达登州。(《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崇祯四年八月兵部《题行稿薄》)登州成为当时研制火炮的中心。

孙元化苦心经营，铸造新式火炮，前程本是无量的，或许还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无奈吴桥兵变，登州失守，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登州失守，西炮落到孔有德叛军手中，用来攻打莱州。《平叛记》记，崇祯五年(1632)二月十二日，“贼驾牛车运(登州)红夷大炮七八位入营，每位用牛四头，皆重二三千斤也。“大炮轰城，城墙多颓圮，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足见炮的威力很大。(《明史》卷248《徐从治传》、卷276《朱大典传》)

崇祯六年(1633)二月，明军收复登州，孙有德、耿仲明从海路逃走，投降后金，一定携西炮以博取新主欢心。孙元化造大炮抗金，结果却成后金向明攻击的利器。

明朝，一般人对西洋人都有戒心，对“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的西兵更是疑惧，甚至敌意。其实，用西炮募西兵，并非坏事，宁远之役西炮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西炮的引进还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将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恩格斯《反杜林论》)只可叹徐光启、孙元化之后，我国再也无人对西学西炮作深入研究，错失奋起赶上西方的第一次机遇。

国人对西人西兵的疑惧并没有根据，历史却留下中国人与西人合作的范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孙元化在传教士帮助下著《西洋神机》，都是明证。西兵为我所用也有实例，孙元化麾下27名西兵助守登州，都恪尽职守，其中12人阵亡，包括统领公沙的西劳，受伤脱险的15人，没有一人降敌。崇祯五年(1632)四月，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为公沙的西劳等15人请恤，是对西兵客观公正的评价。(《崇祯长编》卷58)

费赖之《入华耶酥会士列传陆若汉》记登州之役，西士幸逃性命者，仅陆若汉与其他葡籍3人。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此记“与熊明遇疏不合，疑熊疏为得其实，而若汉之为明廷重视，优礼南还，则与教中记述固无出入也。“

雇佣军是国外政治舞台活跃的一支力量，我国明清两朝只有孙元化麾下一支。中国人从来是疑洋人，畏洋人，孙元化却信洋人，用洋人，洋人也乐为所用，矢志效忠，死而后已，足见孙元化的眼光、胆识和才干。

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时，还做了件有利于西学西炮传播的大善事，值得一述。崇祯三年七月，朝鲜使臣郑斗源一行39人，由海路经登州去北京，于次年六月由原路返国。郑斗源在登州时，与葡人翻译陆若汉酬酢往返，有所投赠，陆赠郑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西器，郑进献给本国国君仁祖，并答奏仁祖，说西国将士乐为孙元化效力，又称孙“清俭疏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还称陆若汉“似是得道之人“。(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卷23、24;《崇祯长编》卷39，三年十月辛酉条)朝鲜还保存《西洋国陆若汉答李荣后书》，李荣后是使臣郑斗源的译官。陆在信中说:“敝国之人喜远游，得至明国，向蒙隆遇，献以火器，少尽报效之忱，来到东牟(登州)，幸逢贤达，聊以所译书籍奉览，讵意鉴赏若是耶!“从朝鲜人士记载可知，孙元化崇尚西学，礼待西士，人品极佳，与西人相处极好。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除传播福音外，客观上还充任文化使者的职能，西学传华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与被称为明代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孙元化等人密切相关。1632年，孙元化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教友、西炮专家张涛，另一专家王徵被罢官流放。方豪叹息:登州这座“东陲之西学堡垒于焉解体矣“。(《中西交通史》)不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去世，西学的传播和天主教教务严重受挫，以西炮为例，再也无人通晓。当时人已感受到这一点，留下十分惋惜的记录。明末，瞿式耜《讲求火器疏》说:

臣考万历四十七年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大炮四门者，今礼部右待郎徐光启也;天启元年建议征广东，取得红夷火炮二十三门者，南京太卜寺少卿今丁忧阙李之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