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从此乌拉尔山无颜色（5 / 9）

孙元化是徐文定公(即徐光启)的门人，由徐公被化。“对入教时的孙元化，教会著作或说“尚未中举“(《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或说“嘉定进士孙元化“信教(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郭居静》)，均误。前者所据《明史》本传，失实，后说是臆断。据1992年《嘉定县志》卷35，孙中举在万历四十年(1612)。后来，孙三考进士未中。同书卷25《明清进士题名录》也无孙名。

孙元化信教后，即赴杭州教友杨廷筠家中，邀请洋教士到家乡嘉定传教，于是有教士曾德昭、郭居静赴嘉定开教之事。关于嘉定开教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有四说。

1992年《嘉定县志总述大事记》:“天启元年(1621)，本县举人孙元化邀意籍传教士曾德昭、郭居静来嘉传教，并捐资在城区拱四图建教堂。嘉定始有天主教。“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同。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作1622年。不过，又记1621年嘉定有教友60人，1622年又增加70人，1623年400人，与1622年开教说抵牾。

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罗如望》:“(如望)被派往江苏嘉定，曾在此城建筑第一教堂，其后不久被迫避难杭州杨廷筠家中。“据此，嘉定开教应在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之前。费同书郭居静传记:“1620年，(居静)又辟教区于嘉定。“又有1620年之说。

费氏同书记同事，前后矛盾，又误孙为进士，记载的准确性大有疑问。方豪、徐宗泽书均记孙入教后“即赴杭州“或“不久南归“。嘉定开教应在孙信教当年或次年。徐书记1621、1622、1623年嘉定信徒数，言之凿凿，嘉定开教应在1621年。

当时信教的名宦邀请教士到家乡开教，始于徐光启。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1608年，即邀郭居静到上海开教。李之藻1611年入教，同年即邀郭居静到他家乡杭州开教。孙元化效法师长，入教后即邀教士到家乡开教。在他之后，瞿式耜、叶向高也邀请教士到家乡常熟、福建开教。嘉定是我国最早一批设立教堂的府县。

孙元化为在家乡传教，出资在嘉定城区拱四图建一教堂，名小圣堂，堂址即在孙宅中。孙又在堂侧建房舍十余椽，供曾德昭、郭居静作居处。(民国《嘉定县续志教会》)

由于孙元化的努力，嘉定开教顺利，三年后入教人数达400人。曾司铎寄往西洋的报告书赞美说，嘉定教友男女老幼，无不热诚，同与弥撒，勤领圣事，乐听讲道，足与欧洲虔诚堂区媲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虔诚“的“依纳爵“(孙教名)“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嘉定教堂特别之处是附设学校，学校有园林鱼池，地极幽静，是读书的最佳处所，后来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们是教授汉语的费奇规，学习汉语的邓玉函、傅泛际。(《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嘉定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为总堂，为(教士常年)驻足之所“。(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当时，上海教友虽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还因为天启八年(1628)中国天主教界在此召开一次重要的教务会议而大大出名。当时，在华传教士对造物主的中文译名一直沿用传教奠基人利玛窦的译法，称“天“、“天主“、“上帝“。这是我国儒家经典对万物主宰的敬称。利玛窦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天主教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传的敬天爱人与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借助译名提出“耶儒合流论“，大大缩短了中国士大夫同洋教的距离，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天主“、“上帝“的译名遂为中国人接受。利氏死后，继任管理中国教务的龙华民反对利氏译名，主张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不顾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反对，于1628年在嘉定召集会议，讨论译名问题。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称的“嘉定会议“。会议还讨论中国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规。出席嘉定会议的教士人数，记载有小别，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记9人或10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杨廷筠》作11人。1992年《嘉定县志宗教天主教》不载人数，记有与会的8名教士姓名:金尼阁、艾儒略、高一志、毕方济、曾德昭、费奇观(应作规)、龙华民。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见《嘉定文化研究》)记出席会议的11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8人外，其余人是天主教视察员李玛诺及阳玛诺、黎勃劳。我国奉教名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列席了会议。讨论结果，华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袭利玛窦旧规，因为利氏认为这是中国人敬祖尊师，并非宗教偶像崇拜。对译名采纳龙氏意见，以后耶稣会不许用“天“、“上帝“称呼造物主。龙华民对此决议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