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居然被抢了风头！（上）（3 / 6）

问题，从哲建议神宗速发帑以赈灾。从哲亦知神宗爱财，故言「发帑出自特恩……其分数多寡，应候圣裁。」然而，神宗始终不允发帑。

(2)开仓:

由于水旱灾以及蝗虫肆虐，影响粮食生产，故方从哲奏言:至于应征各项钱粮，当蠲者蠲，当缓者缓，当折者折，及发临德仓粮。分给被灾州县，听其便宜粜买，俱行户部酌议外，惟是急发通仓米数万石，以分赈邻近处所，则朝奉旨而饥民可夕受其惠，此救焚拯溺之第一。希望妥善运用仓粮，就近配发赈灾，以解受灾地方燃眉之急。

这一点往往因为地方官员的贪墨而收效不佳。

(3)免税停征:

对于灾民的沉重负担，方从哲建议以「免税停征」来解决。从哲曰:令抚按诸臣，亟行赈济，其罢免六府包税，如抚按所请，停征改折，当年钱粮，如本省诸臣所奏，亦乞勑下户部，速为议覆。庶明旨一宣，人心胥悦，群情定，而贼党自携。

期望能够「停征改折」，以兹赈济灾民，以一时之权宜，来安抚地方的动荡不安，进而弭平地方严重的盗情，然而神宗未置可否。

然而在万历四十三年的山东大饥荒(参见亓诗教)中，开仓与免税还是大量救济了灾民，也让方内阁的威望达到高潮。

(4)补地方官吏:

地方灾荒，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地方大僚，而神宗末年缺官严重，故地方赈灾无人，将酿大祸。故从哲劝言:因思湖广、河南、及江西、福建四省巡抚，一时俱缺，弹压无人，万一饥民啸呼，倭虏响应，中原腹心之地，大有可虞。希望早补大僚，以绝乱象，而神宗对此亦不予理会。

地方的灾荒与动乱，已使中央与地方廷臣焦头滥额，而神宗仍泰然自若，方从哲亦无可奈何。直到万历末期，情况才好转。

其他如补官、罢监、立储等事，也大多如此。神宗面对批评，大率“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从哲只能多次乞休、装病，但由于万历皇帝的坚持以及家居京师，无法逃遁，所以最终只能妥协。方从哲在危难的局势中，凭借本不充分的才干和经验，勉强维持着这个帝国的运转。

辽东边事

起因

方从哲大拜以来，辽东缺饷，一如各镇。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去任后，边防逐步败坏。建州女真在万历三十年开始，逐渐兴起，骚扰地方。

李成梁再次镇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放弃早年自己修建的宽奠(今辽宁省宽甸)等堡，并开马市等，一度缓和了边事，但却为将来埋下了更大的后患。方从哲上任后，继续前任政策，信用李家将，听任辽军私兵化，以为守边之策。

然而万历四十三年，九十三岁的李成梁去世。此时辽军已经变成将领的封建私兵，“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军饷不足，加上将领吃空饷，军户们纷纷破产逃亡。辽军已经不堪一战。

一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奴儿哈赤(即努尔哈赤，下同)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奴儿哈赤的称帝，使明朝意识到辽东防卫的重要性，因此廷臣纷纷提出建言，并屡奏辽东急缺军饷。

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并几次杜门以示态度坚决。

由于边镇的缺饷，群臣要求神宗发内帑的呼声越高，直至万历四十四年十月，神宗方对此作出回应，允诺发出太后积储银三十万两，其余军饷则交由户部会同兵部议借。

然而辽东局势瞬息万变，至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奴儿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遂正式与明朝决裂。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奴儿哈赤突袭抚顺，四月二十一日，奴儿哈赤佯退所部之军队，引诱明军深入后夹攻之。结果造成副总兵颇廷相(?~1618)、游击梁汝贵(?~1618)相继战死。七月二十二日，奴儿哈赤围攻清河，虽有游击邹储贤力战，最后清河仍失陷。

三个月之间，辽东边墙第一线的重要堡垒接连丢失，辽东的局势对明朝而言，将更为严峻。

进谏

此时，正为神宗“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态度而头痛的方从哲，亦倍感边事日重，故曾经奏言:「军国重事，断非病夫绵力所能承担，兹者边报纷纭，日繁圣听，如臣寡昧，何能运一筹、决一策，以纾九重霄旰之忧。」希望能够去位让贤，并以补阁臣、补大僚、补言官、发帑金四事以请，然而奏疏均为神宗留中。

不过面对为难局势，神宗还是有所振作。毕竟此时形势已无法让他无为而治下去。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兵部召开的九卿科道会议后，杨镐成为辽东经略，其余大员也陆续诏用。包括「诏总督侍郎汪可受先出关，代李维翰驻辽阳，保定抚臣驻易州，御史陈王庭代杨一桂巡按辽东，以废将李如柏总辽镇兵，及征废将杜松屯山海关，刘綎、柴国柱等赴京听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