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伊斯兰教服务于政府（1 / 2）

卡尔迈勒作为领导人在其最早的声明中，就大量地利用宗教语词，甚至宣称苏联的武力干预是“真主的意志”。自1980年4月起，穆斯林传统的祈祷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在缺失近一年之后，再一次出现在政府文件的开头。宪法条款也正式承认了伊斯兰教的崇高地位。

阿富汗政府在努力营造一个苏联风格的官方伊斯兰教，从而使宗教功德服务于政府。在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伊斯兰事务局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建立起来，其目的明显是为了选派和控制教士。事务局随后被改为事务部，控制了所有清真寺义捐和私有财产，并负责发布宗教法令。还划拨资金以翻修全国500多座清真寺，修建新清真寺，其中仅喀布尔一处就修建了34座。宗教教士成为政府雇员，并被鼓励参加宗教学者和教士委员会——民族祖国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政权还利用经济刺激手段，最终包括为毛拉和鸟理玛提供特殊补贴和定额优惠券。甚至还资助每年去麦加朝觐的人，在经济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为清真寺供应柴火。卡尔迈勒在1985年的演说中称，政府已经分发了数千本《古兰经》。

政府还经常组织教士会议以交流其见解，但只有做大量的工作才能把现有的教士拉拢过来。毕竟，不能期待曾经谴责塔拉基相对温和的改革违背了神圣传统的毛拉们会相信苏联的傀儡——这是他们对政府的看法，即使政府披上了伊斯兰教的外衣。而且，阿富汗的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一样纷繁复杂，因此反抗中央任何形式统治的行为也就多了起来。除了个别声称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显赫宗教世袭者，绝大多数教士只拥有当地的追随者。由于前者曾被“人民派”惨忍地处死，因而活下来的人也难消仇恨地与现政权为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中亚到阿富汗北部的广大地区，有势力的“汗王”曾长期供养着强大的教士阶层，苏联只需唆使一些“红色毛拉”便可以获取公众一定程度的允诺。

相反，卡尔迈勒政权及其苏联顾问只关注于培养新一代的屈从的教士。一个更加“平静的”伊斯兰教在宗教学校教授，宗教研究也被安排在了普通学校和喀布尔大学神学院。对于一般的公众来说，苏联时期阿拉伯语——这门穆斯林经典和祈祷的语言——的学习大大衰减。

尽管有了卡尔迈勒所有的努力，但穆斯林反抗强权的品质只会被扩大化。在苏联入侵的几个月内，一个被称为“安拉胡艾克拜尔”的民族运动对国内的抵抗组织做了协调，还散布了秘密文件，唆使宗教团体高喊反政府的口号。1980年2月，喀布尔市出现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其他城市的穆斯林每晚都爬上他们的屋顶高喊唤礼辞，扰乱政府的宵禁。据观察者估计，大部分城市居民都参加了这次行动。

1978年5月，“四月革命”第四号政令宣布乌兹别克、土库曼、俾路支及努里斯坦族的民族语言与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处于平等地位。然而，这个法令的唯一实际意义似乎是在媒体上首次大量曝光少数民族文化。

在卡尔迈勒及其主要以非普什图人组成的“旗帜派”统治时，借鉴苏联几十年来实施的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经验，阿富汗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展开。北部地区的省立学校开始用各自的民族语言代替了先前所有阿富汗学校的教学用语，特别是达里语。相应的苏联民族共和国发行的书刊杂志也开始在阿富汗散布，两国政府舆论也高度强调疆界两边民族的共性。

在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地区，政府很大程度上基于苏联领土内易于控制的民族认同成功地替换了危险的泛伊斯兰认同。而在阿富汗，新出台的政策呼吁人民反对已有250年之久的普什图优越论，特别是在“人民派”中的民族主义者。不过，阿富汗政府似乎未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哈扎拉少数民族文化，这个少数民族虽然使用达里语方言，但长期以来受到迫害。这或许是由于政府担心这种努力可能为伊朗霍梅尼政权在这个什叶派居民中找到可乘之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证明阿富汗民族问题是苏联占领军的重要难题之一。由于故意安排，侵略部队中的很多人是来自苏联伊斯兰加盟共和国的预备役军人。这些人通常是冲锋在前的，有人认为他们的出现有利于战胜阿富汗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北部地区的人。至少像苏联顾问所希望的那样，穆斯林的背景可以使得苏联红军的反帝口号更为可信。

或许这些措施有利于北部地区作战，但南部地区的普什图人已经习惯了他们在阿富汗的主导地位，而且还知道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可汗在历史上的敌对关系。因此，数以万计的这种部队突然入侵到普什图人的腹地，对他们来说，或许，这是比苏联的公然武力干预更大的挑衅，更糟糕的是，侵略阿富汗揭示并加剧了苏联军队内部严重的民族分裂。

穆斯林军人会经常感觉到被割裂的忠诚，甚至在更真实的情况下，他们会利用服役作为试探自己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的机会。自然地，斯拉夫人军人对陌生语言环境下的任何友善逐渐产生怀疑。随着双方牺牲者数量的增加，苏联军队内部的暴力事件也逐步升级。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