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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由谢安指挥的北伐，本来很是成功，将东晋北面领地推进到黄河以南地区，但，继桓温之后，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最后北伐功败垂成。

哎！哎！哎！这该死的勾心斗角啊！

本可以借苻坚死后，北方的混乱趁机收复故地，但……虽有惋惜，可也仅仅是惋惜谢安父子而已，晋朝在西晋的时候就已经糜烂，跑到南方还能苟延残喘这么久，也真是神奇了。

前面已经多次提过，晋朝时士族的兴旺，兴旺到能左右皇权的程度，但士族却喜欢“职闲廪重”和接近皇帝的清要之职的清官，瞧不上地位卑下事务冗繁的浊官，其实相比于清官，浊官更有实权，这恐怕也是南朝四个皇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寒族的原因吧。

到了东晋后期，士族变的更是奢靡，发展到“出门就乘车，回家就有人搀扶伺候，整个城镇内，没人骑马”的程度。

这种现象，在整个南朝持续存在。

士族瞧不起寒族，即使是开国皇帝、皇族，也依然被他们嘲笑，一直到隋唐时代，从“九品中正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出现，士族、门阀政治才彻底消亡。

吕思勉指出，士族的消亡，并非完全因为九品中正制，而是因为士族的生计日渐困窘，所以，士族与庶族通谱、通婚者逐渐增多。

在此之前，士族是不与庶族通婚的，更别说通谱了，通婚、通谱的结果，便是“士族”这个阶层便越来越不明显，科举制恐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向南迁徙时，有率宗党亲戚结伴而行的，也有地方豪族，呼朋唤友一起走的，所以各个迁徙大军，户数多至千百，相互周济、抚恤，建立纲纪。

都能想象出那是一个怎样壮观的景象，首尾不相望啊，恐怕都得绵延数公里之长吧。

北方诸族南迁后，广占良田，划定区域并封禁山泽，隐藏人口。

难怪南北不相容，还以为只是政治上的原因，这样看来，恐怕当时在南方人眼里，从北方迁徙来的不是人，是蝗虫吧。

权势这东西吧，移个地方便会消失掉，所以，当时能在南方站住脚的，其实都是当时秉政之人，其余的，则日渐困窘。

之后，朝廷施行土断（东晋和南朝为解决侨置问题而推行的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这样日积月累的，侨居者与当地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因为地域、风俗等原因，引起的偏见等隔阂，也日渐消散。

士族阶层是消亡了，但士族文化的风气却留在了华夏文化中。

比如追求虚无缥缈的华丽、绚丽。

被南迁带到南方的“玄学”，在南北朝时，也沦为追求美的东西了，单纯追求辞藻上华丽，而不顾其实质，更是成为了入官出仕的一种手段。

“玄学”已经从魏晋时代的冰清玉洁，变成污秽不堪的样子，各阶层的矛盾更加尖锐。

这时，需要一个人出来终结这种糜烂，至少先终结政治上的糜烂。

420年，刘裕出现啦！其实他早就出场了。

还记得刘裕吗？就是与众将领起兵，把桓温的儿子桓玄，赶出建康的将领。他趁乱取代晋，建立“宋”朝，史称刘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晋朝彻底灭亡，南方进入“南北朝”的南朝时期。

晋朝的衰微，其责任不在贾南风，也不在晋惠帝司马衷，而在建立了西晋的晋武帝司马炎身上。

吕思勉对司马炎的评价是：以中材涉乱世。

中材是什么意思？中等才能。如果是和平时代，中材做皇帝，也是可以的，但，司马炎所处的却是乱世。

取代曹魏建立晋国的，不是司马懿、司马昭，而是司马炎，虽然说没有司马懿和司马昭的铺垫，司马炎也不可能取代曹魏，但，司马炎却要面对朝代更替的许多问题。

司马炎是实行了一些政令，比如：

告诫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必尽力做到因地制宜，禁止不劳而食者以及商贩；令内外群臣举清正而能干之人，提拔清贫的人。之后又屡诏举人才，又尝试增加官吏的俸禄，是想杜绝贪污吧。

平吴后，立即定户调式，罢军役，去州郡兵。

看起来也是有所作为的。

但，此时的当务之急，不是立法，而是行政；不是用于下达命令的文书的频繁，而是督责的严厉，可惜，司马炎并没有抓住重点。

司马炎对应当宽松待之的，没有宽松待之，对应当严惩的，却没有严惩，这样做的弊端甚大。

比如，虽然颁布了禁止奢侈令，但司马炎在修建太庙的时候，却到荆州取木，去华山采石，铸铜柱十二根，并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这还谈什么禁止奢侈令？

司马炎去王济家吃饭，桌上的饭菜非常丰富。

可以想象下，在交通不便利，物资匮乏的古代，特意将饭菜提了一笔，可见都是些当时条件下，不易获取或稀少的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