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墙头草：利就是风向 (3)（1 / 3）

宦官梁师成、童贯深得徽宗宠幸，权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结之，尤其是对号称“隐相”的梁师成，王黼更是奴颜婢膝，以父礼事之，称为“恩府先生”。认贼作父，权势就是他的父母，只认权势，不知其他，为了权势，什么下贱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历史上一切佞幸的共同特点。他们正是依赖这一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素质而得以飞黄腾达。王黼为获得高官厚禄，不断寻求政治靠山，绞尽脑汁去巴结各种权势，但他们还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后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后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

王黼完全清楚这一点，因而在向徽宗献媚邀宠方面，他更加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王黼凭着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渐获得了徽宗的宠信，因而此后更是青云直上。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连超八阶，官至副相，成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可谓宠倾一时。

宋徽宗喜欢微服出游以消愁解闷，有时甚至寻花问柳。王黼作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劝止，反而大加怂恿，同时还经常随侍，君臣共作逍遥游。一次微行时，路遇墙头挡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着他的肩头翻越过了墙。

谈罢王黼的“光辉事迹”，无不让人惊讶于他的善变逢迎。我们耻于他的德行之余，再一次擦亮眼睛看到了忠义、道德无数次遗落在良心凋零的荒郊野岭，墙头草争相踩踏，趋之若鹜，生怕落伍当不了别人的儿子的情形。

秘密泄露在不断的变色中

朋友讲真心，墙头草类型的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何时真何时变,完全根据现实的利益需要,这种人就像变色龙一样，一辈子会以几种面目示人,让你捉摸不透,更无法防范。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光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的势力。慈禧太后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占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气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七君子命丧北京菜市口。

变脸的小人不可交,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善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

视变脸小人为同盟，你的秘密就开了条地下通道，不胫而走，等你回过神来，都已经是公开的消息。你掏出的满腔真诚都付之东流，甚至搭上了性命。

变色龙再慷慨陈词，海誓山盟，都是虚无缥缈的大话。当昨夜的推心置腹和满怀期待成了今晨刀下鬼，你才知晓他的寡信与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