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论投票(1 / 1)
从上一章可以看出,足以确切地表明政治体的健康状况以及道德风尚的实际情况的,就是处理一般事务的方式。人们在大会里越是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意见越是倾向一致,则公意就会越占统治地位,反之,意见分歧、冗长的争论和吵闹不休,也就宣告国家的衰微和个别利益占上风。 当两个或更多的等级包括在国家的体制之中的时候——比如说罗马的平民与贵族,即使是在共和国最美好的时代,他们的争执也常常扰乱着人民大会——上述这一点好像不太明显。然而这种例外大部分不是真正的而只是外表的;由于这时候政治共同体的内在缺陷,所以两个国家存在于一国之内。对这两者合起来说,上述这一点虽然不算正确,但对每一个分别来说又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即使在最动荡的时代,只要元老院不干涉,人民的投票进行得总是很平静,并且都是按多数票来进行表决的;既然公民们只有一种利益,那么人民便只有一种意志。
但是等到循环到了另一个极端,全体一致也会出现,那就是当公民既不再拥有自由也不再拥有意志,全都沦于奴役状态的时候。这时候,阿谀和恐怖把投票变成了喧嚣;人们不是在赞颂就是在咒骂,再也不讨论了。处于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元老院表达意见的可耻方式就是这样的。偶尔它的那些做法谨慎得荒诞怪异。塔西佗曾经说,在奥东的统治下,在元老们争相詈骂维梯留斯的时候,居然同时叫喊成一片可怕的喧哗,这是为了万一维梯留斯成为主子的话,他也无法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哪些话。
一些准则便从这些不同的考虑中产生了。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准则,按辨认国家盛衰以及公意的难易程度的情况,来规定排比不同意见和计算票数的方式。
就其本性而言,只有一种法律,必须经过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因为世界上最自愿的行为就是政治的结合;既然每一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是自己的主人,那么没有人可以在任何借口之下,不经他本人的许可就奴役他。如果断言奴隶的儿子生来就是奴隶,就是断言他生来就不是人。
但是,如果反对订立社会公约的人出现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对也不能使契约失效,只不过是这些人被排斥在契约之外而已;他们是公民之中的外邦人。但是在国家成立之后,居留就成为同意的表示,居住在领土之内就是服从主权的表示。
把这个原始的契约除去,大多数投票是可以永远约束所有人的,这就是契约自身的结果。人们也许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被迫遵守那些不属于他的意志,而又是自由的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要服从那些他们曾经不同意的法律,而又是自由的呢?
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公民对一切法律都是同意的,即使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那些,即使是他们违犯其中的任意一条都要遭受惩罚的那些法律。公意就是全体国家成员的经常意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是自由的公民。在人民大会上,当人们提议制定某项法律时,他们对人民提出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它是否符合公意,而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提议,产生的这个公意就是他们的意志。在投票时,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从票数的计算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公意的结果。所以,若是与我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并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我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真正的公意,只能证明我错了。如果公意居然输给我的个别意见,那么我就是做了另一桩我原来并不想做的事;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当然,这是在假定一切公意的特征仍然在多数人之中存在;假如不是的话,那么无论你赞同哪一边,终究是再也没有自由可言的。
之前在说明公共讨论中人们是怎样用个别意志来代替公意的时候,我已经充分地指出了可以预防这种流弊的实际办法。后面我还要继续进行论述。至于说到足以宣告这种意志的投票比例数,我也已经给出了各种原则——用于测定它所应根据的。破坏双方相等可以是一票之差,破坏全体一致也可以仅是一票的反对。但是介于双方相等与全体一致之间的,还有很多种数字不等的分配存在,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按照政治体的需要与情况来确定这个数字。
可供我们规定这一比率的有两条普遍的准则:一条是,讨论越是重大,则通过的意见也就越应该接近全体一致;另一条是,所涉及的事情越是紧急,则所规定的双方票数的差距也就应该越小,如果是在需要马上作出决定的讨论中,则只要有一票的优势就足够了。这两条准则中的前一条看起来更切合法律,而后一条则看起来更切合实际。但是不管怎样,确定我们可以宣布其为多数的最好的比率都必须依靠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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