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地下党的众生相（中）（2 / 3）

抗生素发明之前，肺结核基本上算是无药可救的绝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高明医生，能够用外科手术的办法来治疗肺结核，其中就一位叫做诺尔曼.白求恩……

“……呵呵，胡老前辈。您这可是问对人了！如果是癌症，我们也没有什么十拿九稳的疗法；如果是梅毒，即使能治好了也会有挺严重的后遗症。但这肺结核嘛……就是小菜一碟了。”

对此。王秋很有自信地拍了胸脯，然后吩咐那位澳大利亚半吊子军医从药箱里取出一支一百万单位的链霉素注射剂，但却没有直接用药，而是用蒸馏水稀释到一定比例之后，才给顾曼莎进行了注射。

——之所以用链霉素而不用名气更大的青霉素，是因为青霉素固然可以有效治疗各种战伤和其它原因导致的细菌感染，但链霉素在治疗结核病这种绝症方面。有着更加无可比拟的鸣响疗效；而之所以要将链霉素注射剂进行大比例的稀释，则是要考虑到“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们对抗生素的耐受性。

在二战时期，几十到一百单位的青霉素就能起作用。被视为神药。但接下来，病菌的耐药性飞速提高，青霉素的用量也只得随之跟上，到了二十一世纪。同样的病症动辄就要上百万单位。还未必能治得好。

如果有谁在事先没想到这一节，直接按照药品说明书的内容，也就是在二十一世纪普通人的标准药量，给二十世纪初期的病人使用抗生素药品，那么等于是往耕地上一口气多洒了上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农药，不仅杀了有害的病菌，很可能还会导致患者本身的器官组织细胞，都给良莠不分地消灭了……没办法。前抗生素时代的人体抗药性，能够跟几十年后青霉素和链霉素烂大街使用。饱受各种抗生素考验的人类相比么？

至于王秋他们先前在古代时空胡乱削减些药量，就把口服抗生素药片当成万灵药到处分发……那完全是在草菅人命，拿病人当试验品，能救活几个算几个，医死了是正常现象，救活了是神明赐福。然后死着死着，就慢慢地摸索出了“前抗生素时代”的适用药量和诊疗规律。而充当试验品九死一生的古代土著，非但不能对此有半点恼怒，还得千恩万谢有人来给他们救命——否则就是真的十死无生了！

与此同时，在征得胡德兴总政委的同意之后，马彤、蔡蓉和刚刚赶来督促的部门最高领导萧瑟女士，也向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地下党同志，表露了自己的“未来同志”身份。并且为了保证说服力，还把录音笔、随身听、笔记本电脑、三维立体投影、玩具机器人等各种“高科技产物”统统都展示了一遍。

接下来，趁着这帮人恍惚的恍惚、震撼的震撼，神志普遍迷糊不清的有利机会，小鸟游真白（当然，为了避免多生事端，她没有表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乘机给他们一个个都下了暗示术，让这帮无神论信仰并不坚定的上海地下党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如何都要保守住秘密，否则就会心痛如绞、浑身抽搐……

然后，素来好事的马彤学姐又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本《上海地方志——政党篇》，挨个儿查问起了这票地下党的身份与姓名……结果却失望地发现尽是些无名小卒，连一个上海地下党出身的历史名人都没有，跟未来公开的历史资料上的名单记录根本对不上号。

“……写《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在不在？什么？不在？他的好基友林伯修呢？呃？也没人认识？那么许亚？陈国栋？顾准？王阿林……诶诶？怎么书上这些有名有姓的家伙，全都不在你们中间？”

更奇葩的是，这帮人按编制是挂靠在**特科（情报系统）名下，但却连菜鸟都算不上，属于彻头彻尾的“热心群众”——除了胡德兴总政委本人之外，连一个党员都没有，至于团员也仅有一位而已。

这种奇怪的状况，让诸位“未来的同志”全都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而这个时代的同志们在得知自己全都史上无名之后，也不免感到颇为失落……最后，还是胡德兴总政委有些尴尬地揭开了谜底——这支伪装成基督徒传教队伍的红色地下党小组，其实是他独立发展出来的小团体，未来打算纳入共产国际驱魔纵队的体制，故而很可能不会被载入正史。此外。除了胡总政委本人之外，团体内其他成员跟上海另外几个党组织基本没有横向联系。如今在鲁迅先生这个联络人手里挂着名的，也就只有胡德兴总政委自己而已。

——在革命年代。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有很多都是单线联系的，一旦上线机构被敌人破坏，下级党组织就成了孤悬状态。若是运气特别不好，甚至有十几年都没办法恢复联系挂上钩的。

在这种情况下，脱钩的孤悬党组织如果能够继续坚持革命工作，没有犯下什么错误，党中央在恢复联系挂上钩之后一律都会予以承认。因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经常有失去联系的地下党、掉队的老红军之类找不到大部队，只好回到故乡，发动工农搞起组织。然后再一次被卷土重来的党和红军收编接纳。

胡德兴总政委的这个小团体，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自从党中央逃出上海、迁移到江西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