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落花有意，奈何流水无情！（6 / 9）

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

全祖望案

无独有偶，著名学者全祖望也曾干过此类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叙雍正得位之正的问题，谄媚之意彰显，单等皇帝发现。可惜的是，皇帝还没看到，却被仇家瞅出了问题。全祖望的文章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责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后因有朝廷官员竭力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这马屁拍得又是一个不值。

智天豹案

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缺德事干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

沈德潜剖棺戮尸

乾隆的诗词是纪晓岚偶尔代笔，礼部侍郎沈德潜才是乾隆的全职枪手，没想到扯出一桩文字狱。沈德潜常年为乾隆代笔写诗。死后，家人给他编纪念文集时，稀里糊涂把帮乾隆捉刀的诗编进书里。乾隆隐忍不发，1778年终于找到了报复机会。这年四月大学士刘罗锅举报说，江苏举人徐述夔诗集《一柱楼诗》有反诗，查案时发现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过序!此时沈德潜已死，于是剖棺戮尸，挫骨扬灰。

刘三元案

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忆鸣诗集》案

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

贺世盛案

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科举都没及第，只得靠代写词状为生。不平事经历得多了，便把经手的案件拼凑总结出一部《笃国策》。写成之后，立即上京城投献，以待取悦龙颜，换得一官半职风光风光。不想此书涉及了批评捐官制度的问题，取悦不成，反而被定为“妄议朝政“，被判了斩立决。

安徽贡生案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就像掏腰包出书一样，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总结“了一下，并为这次“总结“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顺的牢骚话全兜了出来。本以为发行量不大，安徽贡生并未将序言之事放置于心。事不凑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宠幸“到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贡生被斩首不说，连其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知县也被判以死缓。

《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石卓槐《芥圃诗钞》案

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芥圃诗钞》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等句，被仇家徐光济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又焉用别人维持“于是乾隆四十五年，石被凌迟处死，其家属按律例株连，被认为是办案不力的官员也被革职流放。

程明湮读史书批注案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后，批下“古今同慨“四字，被人告发，判斩立决。

魏塾读《徙戎论》批注案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当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逐渐迁入中原的情况，建议迁徙他们回原处，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语，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是映射清朝。魏塾被斩立决。从这两案例看来，不独写诗文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清朝，即使是读诗书写几句